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级别太低你就别想进投行高层圈了？

　　“外资投行能否顺利拿下中国国企香港上市项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资投行中国区高管的政府背景。”一位总部在北京的投行高层坦言，通常来说，雇佣一个背景深厚的官员子女担任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或中国区总裁，可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回报。

 

　　“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你能给公司带来哪些业务？”这个据称曾广泛流传在外资投行招聘圈的问题，显示的是一场外资行和所雇员工之间微妙的心理对战。

 

　　“中国生意经”

 

　　国际投行们非常清楚，做中国的生意，“人际关系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他们逐渐开始适应中国的“圈子”文化。一些官员的子女有海外留学背景，FRM、CFA证书，以及国内丰富的人脉关系，成为外资投行聘用的首要人选。

 

　　这些国际投行在中国攻城略地、赚得盆满钵满的背后，有着一张庞大的人际关系网，他们重金聘请的中国的官后代，为其冲锋陷阵，权力规则成为制胜的重要法宝。路透社在8月18日援引中国业内人士的话称，国际投行在中国雇佣官员子女“已经有20多年历史”。

 

　　流传在香港投行界的一个段子非常具备说服力。有些国际投行在招“官后代”时，常用的一个面试问题就是：请直接写下你认识或者可以联系到的中国内地政治经济界的要人名单。如果写下的名单够长或者够重量级，基本上都可以当场录用。

 

　　而在随后的投行生涯中，这些官后代各显神通。2003年7月，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下称“中电投”)下属子公司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下称“中电国际”)邀请了花旗集团、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德意志银行、美林公司、瑞银等多家国际知名投资银行竞标其IPO的发行顾问，德意志银行和美林公司最终中标。

 

　　美林成为中电国际赴港上市的最大赢家，不仅是交易的保荐人，担任牵头行和主承销商，同时也是中电国际的账户管理人。投行部董事总经理李振智（George Li）是美林拿下中电国际大单的重要功臣。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他身世显赫，进入美林之时，李振智只是一个新手，在投资银行界不到一年时间。

 

　　在摩根、瑞银、美林、花旗等国际投行承揽的中国国企赴美、赴港上市的项目中，任职于各大投行的中国区高管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些中国区高管许多就是官员的子女，他们的任期甚至和所在外资投行获取中国企业IPO的时间相一致；他们的任职与否甚至会影响外资投行中国区业务的发展。

 

　　案例俯拾皆是。美林曾是中国工商银行IPO的五个承销商团成员之一，该公司在2004年聘用冯绍东（Wilson Feng）在其中国办公室的投行业务部工作。WSJ（华尔街日报）报道称，Feng当时主要参与工行IPO这单业务。美林同样也聘用了Margaret Ren（任克英）。Ren从去年年底开始担任美林中国区董事长，此前她供职于法国巴黎银行、花旗银行和贝尔斯登公司。2003年，Ren在花旗银行工作期间，花旗承接了中国人寿保险35亿美元的IPO。

 

　　这种关系不仅仅出现在美国的银行，澳大利亚投行麦格理集团在中国企业IPO的繁荣期也承接了不少“大单”，同时该集团也雇佣了不少高官子女。前铁道部部长的女婿Raymond Sun便是在2005年被聘，如今是麦格理资本的中国区副董事长。

 

　　迪罗基公司（Dealogic）的数据显示，在他的任期内，麦格理成为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H股上市发行的三大保荐人之一，该笔融资规模达到57亿美元。此外，麦格理也是中国南车H股上市的保荐人之一。

 

　　瑞士信贷和花旗银行，也都大量雇佣了留美的中国人，他们均有显赫的家世。比如曾经就职于瑞士信贷的胡知鸷，就是典型的官三代，在瑞士信贷先后出任过董事总经理、中国区投资银行部主席。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陈小欣，也是出生豪门，曾在香港花旗工作。

 

　　“外资投行能否顺利拿下中国国企香港上市项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资投行中国区高管的政府背景。”一位总部在北京的投行高层坦言，通常来说，雇佣一个背景深厚的官员子女担任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或中国区总裁，可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回报。

 

　　除了国际投行，中国大投行里亦是官后代云集。中金自不用赘述，中银国际1998年之后，很快成为央行银监会领导的“托儿所”。名气稍逊的建银国际，其中以地位稍低的省部级副省级领导人子女居多，近几年积极介入各地政府融资平台业务。这些官员子女依靠父辈们积累的人脉资源，帮助外资投行获取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或中国香港上市的承销项目，外资投行借此通道，迅速打开中国区市场的大门。

 

　　“公子女婿挖角战”

 

　　在中国近年来众多大蓝筹和红筹股的上市过程中，融资额动辄数百亿美元，众多国际投行趋之若鹜——而在他们的背后，则闪现着不少中国官员子女或女婿、媳妇的身影。

 

　　“外资投行能否顺利拿下中国国企香港上市项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资投行中国区高管的政府背景。”一位总部在北京的投行高层坦言，通常来说，雇佣一个背景深厚的官员子女担任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或中国区总裁，可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回报。

 

　　这些背景深厚的官员子女甚至女婿媳妇，从而成为各大投行高薪挖角的对象。目前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阿里巴巴上市的幕后军师姚允仁（Michael Yao）。姚乃“金家驸马”——第一任特区首长董建华家族的姻亲。香港投行界的知情人士透露，姚允仁在投资银行界中已打滚23年，对投资银行业务相当熟悉。阿里巴巴纵然迟迟未有正式委任上市保荐人，但仍能够不动声色地继续推进上市计划，全因获此猛人加盟坐镇，设有阿里巴巴机构融资部。

 

　　阿里巴巴与姚曾任职的洛希尔一直甚有渊源，早在2007年，阿里巴巴将其B2B业务来港上市时，已聘请洛希尔作为其财务顾问。而姚允仁也适逢于2006至2012年间，在洛希尔担任董事总经理兼投资银行业务联席主管，故不排除当年已与阿里巴巴主席马云相识。

 

　　阿里巴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其上千亿的资本盛宴中，不少投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其中不乏高层的后代。比如前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前中信集团原董事长王军。

 

　　在唐晓宁与摩根大通的案例中，它随后拿到了光大集团的一些重要业务，并且负责经办了中铁股份逾50亿美元首次公开募股(IPO)交易。对选择摩根大通，光大集团解释，一是认可其作为一家国际知名投行的专业能力；二是考虑到其具有深厚的商业银行经营背景，有助于光大银行提炼投资价值和业务亮点。

 

　　“这个解释不能讲没道理，以摩根大通在投行中的实力和影响力，即使没有唐双宁之子，光大或许也会首选它。”民革中央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邓聿文分析称，但光大的解释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让人们相信，其在选择摩根时，唐双宁之子未对其父的决策产生影响。

 

　　“这种利用隐权力扭曲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是中国历史上残余的消极文化造成的。”更多投行界人士看重的是，制度才是根本，制度能够让投行变成鬼，也能够让鬼变成人。

 

　　摩根大通雇佣中国官员子女触犯《反海外腐败法》被罚2.64亿美元。摩根大通集团以及它在香港的子公司摩根大通证券（亚太）有限公司（下称“摩根大通证券”），因为通过雇用中国政府官员的亲戚朋友的方法行贿，而被美国的司法部、证监会以及联邦储备署处罚大约2.64亿美元。

 

　　“摩根大通不过刚好撞到了枪口上，比他们更过分的国际投行多的是。”香港一位投行高管透露，对摩根大通来说，接受机构调查并不意味着公司存在任何不当之处。

 

　　7年前，有个未经证实的段子流传在中国的投行界。一天中金公司的一高管对朋友抱怨称，好多高官把子女往投行部塞，有些级别太低，他们根本不要。“前两天我把东部一个副省长的公子给拒了。”

 

　　在没有强大的背景和感情基础的前提下，全拼综合实力。对于弱逼来说，那些所谓人脉，看似全线飘红，实则虚假繁荣。

 

　　社会是一个圆锥，每个人都在圆锥的高上面爬。你和同等水平，不同领域的人的距离就是你所处平面圆的半径。只要你的水平更高，你接触别的领域的人的距离就会更短。三流的投行员工认识三流的演员不太容易，但是投行老总和大明星就可以出双入对。博士刚毕业的学术菜鸟认识一个基层政府科员的难度微大，但是院士可以很方便跟省长交流交流，喝一杯茶。

 

　　所以，决定你人脉的不是你接触范围的广袤否，而是你自身的实力水平。你认识多少人没有意义，能号召多少人才有意义。

 

　　不是说我每天又认识了谁，跟CFA持证人又一起考过FRM，一起吃了一顿饭，我就和他们建立了友谊关系或者形成了新的人脉资源。问题的关键是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水平与他们站在同一个高，即便是不同的领域，也可以肩膀对着肩膀来对话——他是投行MD，我是政府副市长，他是大学副院长，我是电影大导演等等。

 

　　圈子内外不重要，实力高低才重要。即便我们和大神处于同一个具备某种特质的圈子——IT圈，娱乐圈，投资圈，学术圈等等——经常一起开会，出席活动，我们还是没有机会跟他们形成真正的友谊，建立稳定的联系，遑论“人脉资源”。原因就是大神只看得到同一高度的大神，我们还处于大神的俯瞰视线之外。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学生，上午和一个富二代一起看书，下午旁听了马斯金的制度经济学，晚上买票参加了李泽楷的慈善晚宴，又能怎么样呢？即便是你四处发朋友圈，水微博向着世界描述你和富二代，马斯金，李泽楷等等多么多么熟悉，但又有什么意义呢？富二代不会帮助你，马斯金不会给你写推荐信，李泽楷也不会跟你合伙做生意。

 

　　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太弱，以至于都没有资格用共同特质向牛人抛出友谊的橄榄枝。不能拼背景但能拼努力，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而是少了坚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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