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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农商行资本约束理念相对欠缺,信贷风险资产扩张缺乏资本的刚性约束,陷入“信贷高速扩张—增资扩股—再扩张—再增资扩股”的非良性循环,过去积累的信用风险还没有完全化解,近几年信贷资产高速增长,又积累了很多新的风险,加大了资本持续补充的压力,形成了“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多数农商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起步相对较晚、起点相对较低,核心部门在信用风险管理中的职责边界不够清晰,制衡不够有力,问责不到位,违规贷款成本低,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违规行为。
授信集中风险。主要表现及其危害可以概括为“两高一快”,一是客户贷款集中度和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高。贷款“垒大户”问题在部分农商行有愈演愈烈之势,有的关联企业授信多达上亿元,很容易被客户“绑架”而倒逼放贷。有的为规避监管规定,或对关联企业识别不尽职,或未对集团客户实行统一授信,形成所谓隐性集团客户问题,危害尤甚。二是行业集中度高。部分农商行受地域限制及限额管理不善等影响,单一行业集中度高于监管标准,一旦行业不景气,集中度风险大面积爆发,将会拖累不良贷款大幅增加。三是大额贷款增长快。个别农商行盲目追求规模和速度,风险偏好上升,大额贷款超常规增长与信贷管理能力及当前经济形势背道而驰,易诱发集中性风险。
贷款挪用风险。由于贷款“三查”和受托支付制度执行不力,贷款被挪用问题比较突出,甚至流向民间借贷。近年来,各类投资公司、担保公司违规经营、负责人“跑路”事件明显增多,民间借贷风险加速暴露,部分风险已通过授信企业向银行体系转移。另外,贷款以流动资金等形式违规投向房地产开发的现象屡见不鲜。
担保失效风险。联户联保是经济上行期解决担保难的有效措施,而在经济下行期则成为不良贷款蔓延的重要推手,容易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担保圈(链)引发的信用风险,像一个巨大的“堰塞湖”,是部分农商行不良贷款爆发的重要诱因;部分民营性质的担保公司从事非法集资,借助农商行合作平台为客户提供过桥资金谋取高利,担保能力有限甚至流于形式,由其担保的贷款已出现了较大风险;部分农商行崇尚所谓“典当文化”,过度依赖抵押物,本末倒置,忽视了对借款人第一还款来源以及用途真实性的考察,由此形成不良的不在少数。
违规操作风险。在贷款管理的全流程贷款调查环节,主要是不按规定对信贷业务的合规性、安全性和盈利性及客户资料的真实性、生产经营状况进行调查,未对保证人、抵(质)押物等第二还款来源的充足性、真实代偿意愿进行核查,现场调查不能充分揭示客户编造虚假项目、虚假合同、虚假报表等。审查环节,未按规定通过资料比对、系统核查等手段对调查环节提供的资料进行核实,简单采信调查结论,未提示可能产生的风险或重大问题;放松标准,通过明显不符合准入标准的信贷业务等。用信环节,签订借款合同时,借款人和保证人非现场签章、签字,造成合同无效等法律风险;对客户提供的虚假交易合同审核不严,造成贷款被挪用。贷后管理环节,未按规定出具各类虚假贷后管理、风险分类报告等,不能及时发现客户生产经营变化情况,有效防控信贷风险。
究其成因,农商行信用风险加快暴露,根本在于偏离了“服务三农、服务社区、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县域经济”的市场定位,丢掉“挎包银行”的优良传统,差异化竞争优势就会丧失,赖以生存的根基就会动摇。部分高管和信贷人员对信用风险缺乏必要的底线思维,对贷款发放缺乏起码的红线约束,对法律法规缺乏基本的敬畏意识,全面推进合规办贷、依法治贷任重道远。
在战略选择上,农商行要进一步精准定位,坚持草根文化,不忘初心,将服务实体经济融入到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年度经营计划和日常业务拓展中,确保战略定位落地生根。目前影响资本充足率持续真实达标的因素很多。如在利润难以继续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利润转增资本已无法支撑增量风险资产扩张和存量不良上升之资本所需;资产结构不合理,风险权重较低的住房按揭贷款、个人生产经营贷款、小微贷等占比较低;业务结构较单一,零资本消耗的中间业务份额少等。摆脱“资本金紧缩”的困境,必须做实资本规划,强化资本刚性约束,“先算后干”,用资本约束风险资产持续扩张。在加快发展转型、提高盈利水平,增强内源性资本补充能力的同时,拓宽外源性资本补充渠道,一行一策,积极探索发行二级资本债、启动新三板登陆、IPO上市等。
与此同时,严格落实《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指引》,搭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识别、计量、评估、监测、报告、控制或缓释包括信用风险在内的各类风险;参照《加强农村商业银行三农金融服务机制建设监管指引》,加强包括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组织架构、业务发展、风险管理、人才队伍和绩效考核在内的支持“三农”发展系列制度安排;按照“三个办法一个指引”要求,建立信用风险限额管理制度,从客户、行业、产品等维度确定风险限额,严防授信风险集中;建立信贷各岗位尽职管理及尽职免责制度,推进信贷精细化管理。
在目前信贷组织架构和流程下,贷前调查实际也包含对客户营销的功能。由于贷款审查和调查信息不对称,很难防范客户经理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且贷审会、审批人迫于业绩考核压力,除非借款企业和贷款资料存在重大瑕疵,普遍倾向通过贷款申请。必须从实质上推动客户营销和贷款调查相分离,推行客户营销、贷前调查、贷款审查、放款核查、贷后检查、不良清收等“六个中心”建设,优化相应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形成既相互制衡又相互促进的营销和风控机制。
有效管控信用风险,解决不良贷款前清后增的问题,必须跳出“就信贷论信贷”的圈子,将信贷之外的优质资源更多地引入和配置进来。一是靠网点转型解决信贷人员问题。网点转型应当以提质增效为着力点,有序推动适合从事信贷工作的柜员向信贷岗位流动。二是靠绩效考核解决工作动力问题。坚持绩效向信贷条线倾斜,给予贷款营销、风险防控、不良清收等岗位更高的绩效考核权重,激发工作动力。三是靠科技支撑解决风险量化问题。以实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为契机,对信用风险数据进行收集、清理、整合,建立全省信用风险数据仓库和计量模型,尽快应用到信用评级、贷款决策上,提升信用风险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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